“古德之死”从来不是一起简单的执法失误,而是美国长期存在的执法暴力问题的集中爆发。多家媒体以此次事件为切入点,深挖背后的深层原因,揭开了美国法治体系的四大顽疾。
(一)制度性缺陷:绩效绑架执法,豁免权沦为“免罪**”
美国执法暴力的根源,首先在于制度设计的漏洞。ICE的绩效评估体系存在严重偏差,执法人员的晋升、奖金与逮捕数量直接挂钩,这就导致许多执法人员为了完成“业绩”,不惜采取“凑数”式执法,甚至滥用暴力——只要能增加逮捕人数,忽视程序正义、侵犯公民权利也在所不惜。
更关键的是,美国联邦特工享有“合格豁免权”,这一权利使得执法人员在执行公务时,即使存在不当行为甚至违法行为,只要其行为未被明确认定为违法,就无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,地方政府也几乎无法对其进行追责。数据显示,因执法暴力被起诉的联邦特工,起诉率极低,豁免权俨然成为执法人员滥用权力的“免罪**”。
(二)种族与阶级偏见:系统性不公,无关肤色的“致命歧视”
长期以来,美国执法暴力都与种族歧视深度绑定,但“古德之死”和普雷蒂枪击案却表明,这种不公并非只针对少数族裔。事实上,美国的执法暴力,早已与白人至上主义、经济等级制度、边境限制政策相互交织,形成了系统性的不公。
即便是白人公民,只要身处“被执法者”的位置,只要被执法人员认定为“威胁”,就可能遭遇致命暴力。这两起案件的受害者都是普通白人,却未能幸免于执法滥用,恰恰暴露了美国执法体系中,无关肤色、只看“权力高低”“身份标签”的阶级偏见与系统性腐朽。
(三)政治因素:党争凌驾法治,移民政策沦为“选票工具”
美国两党的撕裂,进一步加剧了执法暴力的泛滥。移民政策早已成为两党争夺选票的重要工具,特朗普政府时期推行的大规模移民驱逐行动,本质上就是为了迎合部分选民的诉求,通过“强硬移民政策”换取选票支持。
为了彰显“强硬”,联邦政府不断强化移民执法力度,默许甚至纵容执法人员滥用暴力,将执法权力沦为政治博弈的筹码。这种“为选票操作暴力”的行为,与中东某些地区“领导人为选举牺牲法治”的做法如出一辙,凸显了美国民主的虚伪与法治的崩塌——当党争凌驾于法治之上,公民的生命权与基本权利,便成了最廉价的牺牲品。
(四)历史延续:积弊沉疴难愈,从“无法呼吸”到“漫长窒息”
从2020年弗洛伊德“我无法呼吸”的呐喊,到如今古德、普雷蒂的无辜惨死,明尼阿波利斯的1.6公里,见证了美国执法暴力的延续与升级,也见证了美国社会的“漫长窒息”。
执法暴力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,它与美国枪支泛滥、贫富分化、种族歧视等积弊相互交织、相互强化:枪支泛滥让执法人员更容易选择“开枪”而非“沟通”;贫富分化加剧了社会对立,执法人员对底层民众的偏见愈发深重;种族歧视的历史遗产,让执法体系的不公根深蒂固。这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,最终形成了“越执法越暴力、越暴力越分裂”的恶性循环。